以儒教外王之道解决社会危机
以儒教外王之道解决社会危机
孟晓路
我们上次讲了信仰危机的解决，我们这次来说一说社会危机的解决。我们的办法就是由儒教外王智慧来解决社会危机。五四以后的现代人对儒教整体上都丧失了信心，但是最丧失信心的就是对儒教的政治智慧，也就是外王之道。新儒家在近代学术里还是一个重要派别。他们是儒家的传人，但是新儒家认为在这个时代只有儒教的内圣之学还有价值，他们自己已经对儒教的外王之道丧失了信心，认为在今天没有落实的可能性，也不能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智慧了。新儒家的宗旨以牟宗三先生“从内圣开出新外王”为代表，就体现了这一点。牟先生认为儒教的内圣之学还是应该提倡和维护，但是“外王之道”已经没有维护的可能性了，所以只有用内圣开出新的外王来代替，这个新外王就是民主和科学，所以新儒家的政治理想已经不是传统的王道政治了，而是民主。
我们这里要说，今日吾人要摆脱文化殖民主义走出文化自卑主义，其中关键一条即重新树立对儒教外王之道的信心。中华文明之特质在外王之道，中华文明对世界之最大贡献也即此外王之道。若儒教外王之道在今日能逐步落实，实现于人类社会之中，必能将今日之各种（层面）社会危机：如伦理危机、婚姻家庭危机、国家（集团）间冲突之危机等等以及自然危机一体解决之。
中华文明外王之道的制度安排最全面系统地具于周礼一书中，故可说周礼即中国乃至世界之出路与目标。开放三十年行入深水区，改革将走向何方，似已渺乎难明。窃谓周官即是目标，走向周官即是改革之方向也。周官中井田工商社保学校选举诸制全然是社会主义，与现行框架一无轩轾，而圣人之良法美意则足堪为今日所取法；故是第一步当参考落实者。
建国后之经济，农业方面先是土改分田到户，农业颇见起色。很快又收回土地实行人民公社，实践证明此种全共耕制正如黄帝时代已然行不通，今日益不通矣。后三十年所行之大包干制则大略合于周官井田新制，故成为后三十年经济腾飞迅至盛世之根本基础。然前三十年亦并非一无是处，建国初期利用严密之农村基层组织团聚农民依靠集体之力量根治水患，兴修农田水利，功不可没。后三十年亦大有其问题，大包干后，农民重又回到一家一户一盘散沙状态，原有之农村基层组织基本复归于无，故基本无力再从事农田水利建设。加上农产品收益过低，青壮年大多进城务工，只余老弱在土地上敷衍，大片土地抛荒，农药化肥除草剂之无节制使用加上转基因之泛滥导致粮食蔬菜被污染，又令土壤板结肥力严重下降；精华流向城市，乡村日见凋敝，老人失养，儿童失教，承包初期显示之优越性已大打折扣，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目前正在推行之土地流转，其实质是将资本甚至外国大资本引入农村，剥夺农民对土地之实际控制权，恢复已经验证此路不通之共耕制，何况尚是雇佣劳动之共耕制？无恒产者无恒心，一旦十亿农民真全成为纯粹之雇佣无产者，此将大大降低社会对各种危机之承受力，增加社会动荡之几率。再者将农业交给资本甚至外国资本，无异于交出自己之粮食安全命脉也。衡以周官，改革之初已然过度，现更是在走向危险之极端。不以圣人为师，非偏左即偏右，总难契中道也。周官之农村，虽以户为单位耕种，然农田水利道路等公共设施，则人民合力修建。六乡之人且同时兼有战士之身份，和平时期四时畋猎以练兵，战时则自备武器上阵打仗。人民绝非一盘散沙也，乃有各种严密之组织也。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賙；五州为乡，使之相宾。此为行政组织。地官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此为聚落组织。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令贡赋。此乃军事劳动组织，依此而为兵制，亦依此而组织徭役也。将人民公社及改革后之农村与此对照，则知皆偏于一边也。公社时代有严密之组织与周官似，然行共耕制与周官大异；改革后行自耕制与周官同，基层组织瘫痪复为一盘散沙又与周官少異也。国家对农村之管理，改革前干预过多，统得过死；改革之后，一转而为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灭，若更行土地流转，无乃是从一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乎？国家之土地流转政策实是鼓励变相之土地兼并，假以时日，则中国革命之成果必将丧失殆尽。历代王朝，皆欲限制土地兼并，即无力限制，亦未闻有从而鼓励之者。今国家行此，不知意欲何为，真不可思议荒谬至极矣。窃谓三农问题，无非谷贱伤农一语而已。故取消农业税，于事无补；搞土地流转，只会雪上加霜南辕北辙。解决办法有二：其一大宗农产品实行国家定价无错，然应该给以合理之价格。农业支援工业现代化已经多年，现在工业已然腾飞，农业亦已力竭，故是取消剪刀差之时矣。否则农业崩溃，现代化又焉能维持。其二国家出面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干预农产品之销售渠道，推行直销，避免中间盘剥，且农民依托组织亦可争得一定之定价权。如此则富之并非难事也，验之日本等国则显然矣。按日本农业亦以小农为主且其人均耕地较中国少得多，然由遍有农会及合作社之组织，农产品价格合理，故日农之收入在其国内居先也。至于进一步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兴修农田水利，乃至仿效周官开沟洫立阡陌划方井建其经界，真正复兴井田之制，则是更远之未来农村改革之方向。如此则可保均平之田制行之久远，仁政亦得其牢固之基础矣。美式农业绝非中国农业之方向也。愚意三千年前持青铜耒耜之古人能为井田，而曰今人不能，吾不信也。
周官中有极其丰富深刻先进之经济思想，总宗旨是国家要对市场与生产加以管理调控并施惠于民。比如商品之价格要由政府统一规定，给出奠价或恒价，前者是国家规定基准价，允许一定幅度之浮动；后者则是固定价格，无浮动余地。商家必须明码标价。泉府与委积则是国家专门设置之调节经济并施惠于民之机构，前者以金融货币为手段，后者以实物为手段，调控经济之工具尽于此矣。泉府为地官属官，其职能是以从市上征来之税款收购滞销货物并以原价销售以平抑物价，赊帐售货，提供以实物为利息之贷款等。委积前面已大致介绍，可视为一种系统完备之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兼有备战及平抑物价之功能，地官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门关之委积，以养孤老；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危机，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凡宾客会同师役，掌其道路之委积。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可见后世之常平仓仅有委积之少部分功能，即其平抑粮价备战及以待凶荒之部分，其余有关社会福利之部分则大都放弃不习矣。后世不及三代，于此可以概見。然亦籍此一点先圣智慧之遗存，令各大王朝得以延其国祚。王朝之灭亡，多在其常平仓废弛不修之时也。故知经典之至可宝贵，短短数语，已足堪为苍生带来无量福泽矣。以周官之经济模式较之今世，则苏式中央计划经济与完全之自由市场经济，皆系两边而不合中道也。改革前，中国经济基本是前者之类型，改革大致可视为从前者转向后者之过程，即逐渐缩小国有和国家管控之成分，而加大私营和市场之份额。所谓继续深化改革，其意无非是继续此一过程更加向另一边接近而已。既然两边皆不可取，故改革定有一个适度之问题，当已改到适宜之度，即应适可而止。若不知止，则过犹不及矣。窃谓改革早已过度，中国经济之国有成分已不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对经济之调控力已然不足，而最新之改革方案仍要在本已过弱之国有经济成分中推行混合所有制，引入更多私营股份；继续加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之作用，减少政府之干预；如此则岂非是过上加过？指向私有化与市场主导之改革绝非万应良药也，是知止之时矣！当改革之初中期引入一些私营之成分，给市场一定之地位，成立所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之国家宏观调控下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颇合于周官之中道，过此以往则又走向另一极端，与不改同病相怜矣。故当此大变革之时，对度之把握非常重要；古人之经验智慧不可忽视，不仅周官，管子之轻重术历代正史之平准书食货志等皆堪借鉴也。
建国后于晚清民国之基础上，建立起遍布城乡之四级学校系统，村有小学，乡有初中，县有高中，地区以上则有大专大学；实现全民九年义务教育。较之晚周以降官学废弛学在家塾书院人多不识字之情形，于某种最低程度上可视为三代学校制度之复兴。然尚有大大改进之余地也。关于此，吾于旧著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第三部分之2有所涉及，可参看。学校之问题一言以蔽之，现代学校体系乃科学教之教堂也；教育改革之总目标即是逐步使学校中所传授者从科学教重回儒教也。现代学校既是科学教之教堂，故其宗旨与内容皆甚不合理，唯重知识技能，做人教育付之阙如。基础教育中放弃传统蒙学经史一体之国学教育原本模式，以语文政治品德代之，遂令语言教育与知识教育亦同归于失败。故基础教育之目标即在于恢复传统家塾中之国学教育原本模式，取消现有之语文政治品德课本，以三百千弟子规及四书代之，教法上亦应恢复传统上认字与解字写字分开先大量集中认字解写随后逐渐跟上之方法，重视对对子，重视经典之背诵，恢复正体字文言文，作文禁止使用白话等等，以此为突破，则不仅语言教育做人教育可有起色，即知识教育数理化等亦可起死回生矣。高等教育的问题诸如重理轻文商业化运作科层化量化管理等等，使学校传授道的功能完全丧失，沦为贩卖零碎知识技能之所。高校改革的第一步是设经学院，开设经学公共课。进一步之目标则在全面恢复中学之经史子器四科体系，建立与西学大学并列之中学大学。再一步则将西学大学并入中学大学，将西学之内容放入相应之经史子器院系，以中学彻底消化西学从而统摄之。同时各级学校亦应逐渐恢复礼乐教学，因时有所损益，教以五禮六乐，将兆民之一生皆纳入此优美之礼乐中。再者亦应逐渐恢复各级学校议政监政之功能，因缘成熟时以大儒主持各级学校，上至政府最高领导人下至各级官员，皆以朔望日视学，北面就弟子列，听大儒讲学，政之缺失直言无讳。公非是于学校，而令为政者不敢自为非是。至此方可言，今之学校乃三代学校之圆满复兴也。
今日官吏选拔必以大学毕业为先决条件，笼统而言乃合于周官各级官吏皆出于学校之旨，然亦有大大改进之余地也。依周官，进贤以学校为最重。其乡里所举宾兴所献者，先教于乡州之学，谓之秀士；三年大比，献贤能之书于王，而升其名于司徒者，为选士；由司徒升于国学者，为俊士；由国学升于司马者，为进士。然后由司士辅助司马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授以官职爵禄。以较今日，虽曰选举同出于学校，然公务员考试通过者只授以级别最低之职，仅相当于旧时之吏也；从国学毕业之进士则直接授以官职爵禄，与吏不可同日语也。故可说今日之吏乃出于学校选举，而官则否也。官亦当出于选举也。窃谓周官之选举一时恐难骤复，则先实行现代科举制度不失为其过渡。一党专政将长久行于未来，故必须将科举制与一党专政之框架加以结合，此即实行官吏多级考试选拔制度也。全民科举，即吏之一级直接向全民开放，此可通过对现有之公务员考试制度加以改造而得实现；比如最重要者将考试内容改为以四书为主，取消面试（因极易启不公正之故）等。党内科举，各级官员升迁之前，必须通过相应级别之四书五经考试，其水平应高于全民科举，且级别愈高，水平应愈高。党内科举立即实行或有困难，可先代之以于升迁前之党校培训中加入群书治要与四书选讲，及前一种科举实行到一定程度后乃续行之。
当中国取得领导全球之地位，则必参照周官之一统封建制来安排天下制度。吾于旧著中云当中华建立起其全球权利之时，世界亦已至毁灭之边缘。因为此前世界各国仍然于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之路上争先恐后向前飞奔。中华既已获得全球权利，至此方有条件能力来安排天下体系，带领世界走出生态坏死之危险。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上，此一未来之全球天下体系皆需以周礼为蓝本：中国政权上承于天于天下行封建，中国为天子之国，他国为诸侯之国，中国政权之合法性来源于天，他国政权之合法性则来源于中国政府，中国有权决定各国之政治经济制度并有权干预其政治经济；各国首脑及主要官员都需由中国任命。依照周礼，不仅诸侯是出于天子之分封，而且各国之卿等主要官员也均由冢宰以王之名义任命，未得王任命而由其国君自己任命之卿称小卿，其区别至严也。以中国为中心，天下各国分为九服，各服有不同之对于中国应尽之义务。如朝贡等。各国亦据其身份拥有不同数量之军队以及其它待遇，不得超过规定。礼乐征伐自中国出，各国不得专伐专封。中国拥有压倒优势之军力，故不惧他国之不服也。柳诒徵先生曰：周之制度，小则比闾族党，行政皆民选之官，大则候卫要荒，率土守王朝之法。其相维相系之妙用，均散见于《周官》。故熟观《周官》，则知周之封建，虽分权于各国，而中央政府之政令固无不达于诸侯之虞。其组织各国而成一大国（按：即天下），俨如今人所谓有机体，绝非后世苟且补苴之制可比也。（《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205页）此种天下制度完全超越民主理念下之平等民族国家体系。于此，天下已获得义理与秩序，不再是混乱之世界战国。此亦不同于以武力征服消灭他国而来之帝国。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引罗梦册先生《中国论》曰：“一民族自治其族者为族国（民族国家）；一民族统治他民族者，为帝国；一民族领袖他民族以求共治者，为天下国。天下国超族国而反帝国。”正可与此相发明。按共济会所设想之世界政府即是不折不扣之帝国，乃是持选民思想之西人所能设想之除民族国家体系外之唯一世界制度。
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经济与民主制度乃即生态危机之制度原因，不消灭此，生态危机无解决之望。为领导世界走出生态危机，此时应于中国恢复公有制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于世界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于各国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和中央集权之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方面，周礼在工业上实行严格的之统计与考校制度，农业上实行土地国有及授田制度，皆是有严密组织与计划之经济，故周礼之经济制度完全系社会主义，其中有许多可供借鉴之资源。此阶段初期世界之紧张已无以复加，人口已增至或者超过地球承受能力之极限，人类只有依靠均平合理之公有计划经济来共渡难关。此时面临之问题已非发展，而是按计划缩减工业与人口之规模；直至于一可持续之度上稳定下来。亦需要改变技术形式，迅速放弃现代科技与大工业大农业，复兴传统生态科技与小作坊一家一户之组织形式。此种转变现在看来难于上青天，然有儒释道世界观人生观之广泛深入人心物欲人生之被放弃，人生向物质之外用心以及有力之全球计划，将是可及者。
与此同时，应将已于中国复兴之三代学校模式辅以佛道两教向全球推行。天下一统应以三教教化之普及于全地与中国学术之统摄西学为先也。以上是第二步将周官于天下做有限度之落实。
当天下于中国之领导下已消灭资本主义并走出生态坏死之紧张，出据乱入升平大同在望，国家政党皆已完成其使命而可退出历史舞台，则有条件全面落实周官，以期阶由升平进至太平也。如此则虚君设官封建井田学校选举礼乐官联民联婚姻民兵工商政刑诸制以及经中包罗天地细密入微之无穷良法美意皆可于此时充量实现于南州，王道礼乐大行于天下，生于此中之苍生何其有福也！写至此心底涌起无限向往之情，唯愿此美好早日得見于天壤之间，馨香祷之。
又，时下儒教（家）宪政之说正火，窃忧之有年矣！于此将久蕴胸中之想法略谈一二。
其一儒教政治是宪政吗？儒教宪政是吾人之目标吗？儒教宪政中国哲学等词皆是近代所造西化白话名词，其解释权在其所译之西文词那里，不在中文本身。故用此等词语去理解中国学问，是典型的反向格义，一定会造成对中国学问之歪曲与遮蔽。其严重性恐非今日已严重西化之人所能认识到。故从本然角度，儒教政治非宪政；从应然之角度，则严重西化之儒教宪政不可欲。
又哲学与宪政都是只存在于西方的事物。正如中国哲学不合法一样，儒教宪政同理也不合法。子曰必也正名乎！中国哲学儒教宪政等皆典型之不正之名，吾人当彻底放弃之，方有中学与中华文明之真正复兴也。否则以为是复兴华夏，必不自觉又落入西化之窠臼，所复兴之华夏实仍是西狄之道，岂不哀哉！如梦魇之人，每每觉已起仍旧落入幻觉，实际仍在床上未动也。此全盘西化之学术范式与严重西化之白话文，即令吾人沉睡于夷化梦魇之大魔咒，不彻底勘破之，吾人绝不得真正醒来也！这涉及到治学之范式与使用语言之取向等根本立场问题。吾人主张彻底放弃西学范式，彻底放弃西化白话文；此故不与儒教宪政之名也，不与儒教宪政之提倡与落实实践也。
其二从现实角度，儒教宪政派显然是错划了敌友。此点在《大陆新儒家保守主义应与马克思主义联合》一文里已经说明。总之，儒教宪政还是宪政，其底本是自由主义政治，故一定会认自由主义为友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敌。错划敌友的后果极其严重，不仅给华夏复兴带来不必要之内耗，令亲者痛仇者快；更严重的是，将复兴引入错误和失败的方向，导致华夏复兴之泡汤！儒教宪政可说既不理想，不得文与之；也不现实，不得实与之；实甚为有害!故无论从本然应然还是现实角度，儒教宪政都不可取，是一个大错的方向！是远远尚未脱尽自由主义之毒的结果！
宪政自由主义政治之精髓在限制政府，手段是分权制衡。故宪政下的政府上有法院议会等等，其权只有行政权，处于最低端。所谓有限政府也。其权有限，故责任亦有限，搞不下去了，可以临时关门甚至解散了事，如同一个有限公司！儒教政治是如此吗？从来非是！乃此之反面，吾人固曰自由主义之一切往往在中华文明之反面也！儒教政治乃五权一体，分曹摄事！儒教政府与自由主义政府根本不是一回事！乃包举法院议会全具司法立法行政选举考试监察五权之无限政府也，其权无限，故责任亦无限，要对天地生民祖先历史等负有全责，不能一遇到麻烦，就临时关门，就通过解散将责任推卸干净！
自由主义宪政是近代凌驾于西欧民族小国家之上的跨国金融大资本发明的制度，目的是弱化政府，手段是分权制衡。中国政治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郡县时代，都是不能容忍商人和资本金钱凌驾于政府国家之上的，在中国，从来是政府国家主导商人和资本，而非相反。故中国政治其出发点与密码自始即与自由主义政治大异其趣，故将儒教政治比附为宪政，真不知从何说起矣！
诸玄识先生曰：儒学是全人类永久和平之大道；而宪政则是局限于民族国家，且已被西方中心严重污染。诸先生此言深为得之。华夏政治是唯一以天下为本有天下制度安排的政治，此种政治之实践令天下族群长久生活于和平安宁之中。西方政治包括宪政与所有的夷型政治一样，皆只知有自己之国家，根本不知有天下，其所安排之世界即各以自之民族国家为本之民族国家体系也；民族国家体系之实践即导致世界战国状态，两次世界大战荼毒生灵乃有史之最，为华夏天下体系中从未有过之事，梦亦梦不见！今日则生活于核恐怖平衡之下，随时面临地球全部生物之一朝毁亡！吾人欲问倡儒教宪政者：君之儒教宪政设计只是中国一国之制度呢？还是有天下制度之安排呢？若答前者（据吾人所见之儒教宪政版本实皆属于此类，皆只涉及一国之制度也，未有安顿天下之意识也），则此只涉及一国只以自己一国为怀为本之宪政能冠以儒教之名吗？此种不以天下为怀只以一国为本者尚能称为儒教乎？若答后者（实未见有此种版本也，尚有待于新创！），则此只见于华夏未见于他方之绝美制度反冠以一个外来之名名曰宪政，不亦荒唐颠倒之甚乎！此种以安顿天下为本之制度与宪政之名有何相干呢？名实之不符乃能一至於此乎?
华夏是个天下唯一的事物，许多根本特质为此方独有而他方所无。夷狄之间则可比之处甚多也。华夏政教一体，主政与主教者为同一士大夫阶层；夷狄皆政教二分，专职神职人员主教，专职主政人员主政。华夏之经教（儒教）无圈子，无专职神职人员，无入教仪式，故亦无退教之说，天下人天然皆其教化对象，所依托者为天然组织结构（家族系统与为政系统）所传所学者为天然之生活。子教（释道耶回等）皆有明确之圈子，有专制神职人员，有明确之入教仪式，有退教开除教籍等，以在此教者为教化对象，不在教者不在其教化之列，所依托者为人为组织结构（专为此教组建之教团），所传习者为人为之生活。华夏文明政教一体，以教为主，以教摄政，整个华夏文明即是一大教化框架也，此等教化框架即此方独有他方所无之礼乐制度也，故有礼教之称。政刑为辅，微乎其微，含摄于此礼教之中。故为天下唯一最仁慈美好幸福之生活样式。夷狄政教二分，政教分离固是二分，政教合一仍是二分，主政者与主教者为两个矛盾集团故，若非是二分合亦无从说起故。合一时乃以教吞并政，教成为政化之教，分离时政从教独立，以政压教，教之政性减少然其作用亦微少。其政固具残暴性，政化之教残暴性更甚，故西狄之生活一直不脱残暴野蛮之状态也。华夏为唯一有礼仪之文明，夷狄为杂多无礼之野蛮，此之谓也。
总之华夏乃全方位之一体化，政治也经济也教化也物质生产也此方也他方也皆在圣人一体之安排中，此诸方面为一整全之系统。夷狄则为全方位之割裂化，政治学只管政治，经济学只管经济，乃至工学只管工业，农学只管农业等等，分崩离析各不相关。教堂只管信仰，学校只管知识。公德与私德分开，政治与道德分开，政治与家庭分开。最大政治单位只是一国，他国天下皆在度外也。人类生活为一不可分割之有机整体，故于文明制度之安排中只有各方面一体系统安排之，各种问题方能有望彻底解决也。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种问题割裂解决之，则无望有根本解决，往往解决一个问题之同时带来更多问题，终归于不可解之死结也。
儒教所化之群为华夏，儒化所未及处为夷狄；故华夏者，儒教教化之成绩与结果也。儒教以全天下人为教化对象，故无圈子。然作为教化之成绩与结果之华夏则有一进退循环往复移动之圈子，随儒教教化力之强弱而变动也。夷夏说有二向度即尊王攘夷与王者无外，正是依教化力之弱与强而取之不同策略也。教化力弱小时，无力教化夷狄，不但无力扩展教化区域，华夏反有夷狄化之危险，故此时当极力保守教化之文明成果，不为野蛮无礼所湮灭也。此时唱尊王攘夷，要严夷夏之辩，突出华夏之圈子性。教化力强大时，华夏文明成果无倾覆之危，志在将经教教化扩展于天下，故唱王者无外，此时华夏无圈子，将天下全收入华夏之覆被也。故夷夏说是有圈性与无圈性之统一；前者是相对表现，后者是绝对实质；其无圈性根本上源自儒教之无圈性，其有圈性则来自儒教教化成绩与力量在现实上暂时之局限也。
对儒教有圈子无圈子之思考源于今日依据耶教模式改造儒教之提倡，以及更远之康有为之孔教实践也。依据吾人之以上认识，依耶教模式改造后之儒教从原本天下唯一无圈子之经教已经成为诸多有圈子之子教之一，儒教之根本特质已失，非复为儒教矣。无圈子之经教是天下唯一一个能消弭诸教冲突文明冲突令天下诸教族群生活于和谐安宁中之教法，故对经教之改造，将令天下失去和谐一统之根本，世界将陷于宗教冲突文明冲突民族国家冲突而永无宁日！故吾人不与儒教宪政，亦不与康有为之孔教以及今人依耶教改造儒教之思路也。
周礼是儒教文明制度之标准大典，经天纬地，纤悉周备，适用于小康与升平之世。故吾人所应选择者即重建儒教之上行路线与下行路线同时进行也。上行路线即大量儒教思想与人员进入共产党和政府，儒化之，使之成为一个儒家党和儒家政府，由这样的党和政府来领导实施华夏复兴之大业。目标即周礼，分阶段分步骤落实之。故不用再进行各种夹带严重西化的儒教宪政设计了!正如蒋庆老师云，人生与政治之大道都只有一条，并无许多也。周礼即未来天下从升平至大同之必由之路!舍此而不由，要凭一己之小智，再设计出另外的制度类型，必不可行，即使行之，亦不能远也。所以还是不忙开药方，还是下些功夫弄清楚华夏以及华夏政治到底是怎麽回事，更加要紧。
松散的政治形态包括多党代议制的假民主和中华科举制政权的高级部分直接向全民开放的真民主，适于内外环境宽松的国家；集中的政治形态包括古代秦国近代西方日本的君主制和一党专政制，适于内外环境紧张的国家。春秋战国时代，秦国采用法家的主张，在其国内率先实行近代化，即废除国内的封建世袭制度和井田制度，强制单丁立户，削弱家族势力，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将一个松散的封建国家改造为一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其他国家念旧保守迟迟不变，依然是松散的状态。因而法家化的秦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了极为有利的形势，终于籍此一统天下。中华在近代世界重新进入战国时代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晚清和民国松散的政治模式无法应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集中的政治模式，故从晚清到民国国事每况愈下。所以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任务就是要完成从松散政治形态向集中形态的转型，具体说就是实现一党专政以党建军建国的政治。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初步尝试基础上，共产党的新中国最后取得了成功。未来世界将会长期处于世界战国的状态，而即使中国的天下体系结束了世界战国，但是那时全人类又将面临比今日还要严重千百倍的生态危机，所以未来几百年中在中国带领人类走出工业文明之前，世界人类的处境一直会持续紧张，没有什么宽松可言。这样，松散的政治不管是代议制的假民主还是传统中国太平天下模式的真民主，就都没有实行的基础和机会，集中形态的一党专政就会一直是未来几百年中最适宜的政治模式。在世界战国时代，我们要靠一党专政来保持强大组织力维持内部统一稳定和应付竞争激烈的外部环境，在天下体系时代，要靠一党专政来消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计划经济，带领人类重回农业文明。一党专政本是最适于今日和未来的制度，可是在共济会的话语霸权之下，却受尽了污名，成为越早放弃越好的必要甚或不必要之恶。儒教中人士也对此问题认识模糊，大多都在提倡儒教宪政，政治努力的方向都是想废除一党威权体制。这都是大大昧于真实世事的结果。正确的做法是推进儒教与共产党的联合，党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主动接续传统，已经做出了极为智慧的正确选择。民间儒教人士应该跟进，与我党配合才好。在长久的未来中，中国和世界将是儒教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儒教的中国和世界。
或曰：以周礼为华夏复兴大业之目标，谓“周礼即未来天下从生平至大同之必由之路”云云，令人想起试图在汉朝实践周礼的王莽，想起孔子关于“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的警告。顾名思义，周礼只适合周朝。孔子晚年不再以恢复周礼为志，孟子更无意于周礼。三代不同礼，遑论今日!
或曰：谓周礼是“周公原本而经孔子之改作，兼综四代而出一新制”，故“适用于未来无疑”云。泥古复古至此，叹为观止。周礼普适性最高适用性最广，也是家天下礼制。要落实于未来，首先就得恢复家天下。家天下制度有一定的历史和传统的合法性，但不具备现代合法性，遑论未来。答曰：近代无君时代只是历史长河中一时变例，相对万年甚至无始之有君时代所占比例微乎其微，直可忽略不计！人类不久之未来一定是有君有王制度之复兴！ 蒋老师不也在设想复兴虚君之制吗？周礼中之王即虚君也！见拙文论周官。
又及，吾于周官之认识根于对现代文明之本质与前途之判断，即《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一书所已完成之工作。吾之基本看法为，现代工业文明已至于穷途末路，中华文明于未来定会全面复兴。而中华文明之蓝本之最集中系统之保存即于周官经之中也，此吾所以宝贵推尊此经也。一般以为必不可复返之农业文明正乃定要复兴者，此亦系中华文明不可或缺之关键特征之一；原因则一目了然：一次性资源之耗尽与生态系统之崩溃将迫使人类不得不结束工业文明而回到以农业为主之生活。时贤之对周礼缺乏信心，在以为现代化将永久持续不可逆转也。若明此，或许当另有新見。保存于周礼中之华夏封建制乃人类政治思想中唯一之天下制度安排，今日民族国家体系造成之有世界而无天下之世界战国局面亦唯依此方有出路也。
（本文摘自《佛学与西学》，孟晓路著，并由孟晓路授权公众号十念生全网首发，如欲转载请标注原作者及版权。孟晓路,字庆弗,号童庵，现在大学哲学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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